來源：《社會學研究》2021年2期
[摘要]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由此社會治理現代化進入了新階段。面對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社會高質量發展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中國社會治理創新將怎樣再轉型，中國社會學又要站在怎樣的方位,以怎樣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才能更加貼切地把握和詮釋這一過程，這是本文重點思考的問題。
一🏌🏻、新征程社會治理創新實踐的新起點
黨的十九大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入新時代🫵🏽，把原定於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標提前了15年，之後再奮鬥15年，通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實現社會主義中國從“富國”走向“強國”的目標。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建議》立足高遠、求真務實✌🏽⛔，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並對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做出分兩個階段推進的戰略安排⚾️：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新征程的開啟向全黨提出🐢，要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統籌“兩個大局”和兩個“深刻認識”是我們對新發展階段民生保障的短板和社會治理的弱項進行實踐“破題”的前提條件，也是推進我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精準呼應新征程的新要求🤪。
我們要看到👨🏼🏫，中國的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然突出👨🏻🏭，重點領域關鍵環節的改革任務仍然艱巨🪅，創新能力尚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農業基礎還不穩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生態環保任重道遠。從社會建設實踐來看，民生保障還存在短板💇🏽，社會治理還有弱項，而這些短板和弱項預示著加強社會治理創新著重點的轉移🪵。以往，我們更多強調社會治理的供給側，比如完善公共服務體系、激發社會各主體活力、回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等。當前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斷重構，如其消費不斷由標準化🕵🏻♂️、大批量🛒、排浪式的大眾消費快速轉向個性化🚃🦿、多樣化、品牌化的消費選擇，在註重物質消費的同時也重視精神消費🥱，在關註個體生活境遇的同時更加註重碧水藍天的人居環境和公平、法治、民主的人文環境😋👇。需求側的這些變化不僅反映出人民群眾期待更精致的品質生活🙅🏼、追求更得體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在成為促進供給側改革創新的力量。
可以說💅🏼🦇，人民群眾日益向往的“美好生活”是一個包容性極強的概念🧑🏼💻，隨著小康社會的全面建成，人們的發展預期變會得更豐富且復雜，物質財富的進一步增長只是美好生活的基礎條件和一個方面，後小康時代加強社會治理創新必然需要同時應對社會和諧穩定🧛🏼♀️、社會公平正義👩🏻🔬、協商民主、法治保障、公共安全♏️、秩序與活力平衡、健康與環保等多方面的需求帶來的新壓力🍲，而治理體系對這種壓力的管理和調節的經驗卻不多。“事實證明🚛，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我國社會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互聯網深刻改變人類交往方式，社會觀念🧝🏿♀️🧙🏻♂️、社會心理、社會行為發生深刻變化🙇♀️。‘十四五’時期如何適應社會結構、社會關系、社會行為方式、社會心理等深刻變化，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的就業，健全全覆蓋、可持續的社保體系，強化公共衛生和疾控體系😌，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加強社會治理，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都需要認真研究並做出工作部署”（習近平，2020a：8-9）。
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與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相互交織🤸♀️𓀄、彼此關聯。更值得關註的是⏪，全球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各國人民的命運從未像今天這樣緊密相連⛳️👩🏽🏭；與此同時™️，中國也正站在兩個百年目標的交匯點上🧊，正在經歷的社會轉型與全球現代性危機及價值多元化緊密關聯。人類現代性的發展進入了一個高度風險社會，風險作為一種重組社會結構的力量也已經出現，其與物質財富分配機製和其他力量一起共同推動中國社會結構的復雜走向（李友梅🤦🏼🖐🏼，2008）📓。中國是一個高度參與全球流動的超大規模社會，正遭遇的全球性風險包括疾病傳播、金融危機🦸🏽♂️、資源斷供等，這些風險隨時可能通過互聯網高速傳導至人們的生活世界🧛🏽♀️👩🏼🎓，引發心理恐慌、信任危機乃至於公共安全風險和政治風險。世界變化之快🧸，連西方人也不禁在感嘆西方本身變得不那麽西方了。與此同時，中國的社會轉型和信息化之快🧍🏻，使我們面臨著更為復雜多變的重要挑戰。網絡社會空間民粹主義的盲目出現、壟斷和金融創新的潛在社會風險等帶來了各種現實問題🙍🏻♂️：網絡社交媒體的高度靈活性和部落化的傾向使公眾得以將一些通過傳統渠道難以表達的觀點，借助於網絡上的某些公共話題來反映自己的利益訴求，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中國網絡空間似乎構成了民粹主義的土壤𓀋🍆；中國在“大力發展數字經濟”的同時🍨，平臺企業存在數字規則不健全以及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因此必須完善平臺企業壟斷認定🧘🏼、數據收集使用管理、消費者權益保護以及合理金融創新等方面的法律規範。由此給人們生活帶來的新挑戰和新責任正在持續考驗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中國正在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黨和國家對新征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重點調整👯，是著眼於我國長遠發展和長治久安做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我們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絕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更加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不僅中國自身發展需要，而且將更好造福於各國人民”（習近平🦿，2020b）🚣🏻。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走向強國的戰略目標及其實踐的評估標準絕不只是GDP總量🫃🏼，還要看中國人民生活質量是否不斷提高🧗🏿♀️，尤其要看大多數中國人在不斷提高生活質量的同時能否實現“共同富裕”🧃。中國成為世界強國的過程也要成為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作出貢獻的過程🔎。因此，對新征程加強創新社會治理的認知不能僅局限於內循環，也要放眼內外兩個循環相互促進的大範圍，還要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意義的認知有新的自覺。“我們要清醒認識國際國內各種不利因素的長期性、復雜性⛎，妥善做好應對各種困難局面的準備。最重要的還是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要統籌研究部署🚣🏽♀️，協同推進改革發展穩定各項工作，謀定而後動，厚積而薄發，更好主動辦好自己的事情”（習近平，2019🥩：77）。“只要我們保持戰略定力，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我們認準的目標就一定能實現”（習近平👩❤️👨，2018a）。習總書記的講話告訴我們，在新征程上，我們要克服的困難還有很多，但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和持續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決心是中國共產黨始終不變的戰略定力🙋🏽。
中國已經明確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遠景目標，其中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改善人民生活品質🔤，提高社會建設水平”🚕。堅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始終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重中之重🏌🏿。新征程要通過基本建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為高水平完善社會治理製度，紮實推進共同富裕，充分保障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提供重要支持😘。而這些決策部署的實施不僅要體現出社會高質量發展、社會治理高水平轉型，而且更要不斷加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人民生活更加安寧美好，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要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𓀐。
社會治理是人們應對社會生活共同問題時調動資源🚷、組織力量🙉、協調利益的一種製度方式💸。在面向具體問題和實際運行時，社會治理會出現不同的主體構成🛺，不同主體的角色與功能、行為取向和運行原則等方面均有其自身特征和基本定位，在此基礎上形成功能有序、模式化、比較穩定的相互關系格局。中國一直致力於建設信仰法治👩🏻🦼➡️、公平正義、保障權利、守法誠信👶🏻、充滿活力🕣、和諧有序的社會主義法治社會🏂🏿，這是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舉措。社會治理現代化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深刻體現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與時俱進的時代性和實踐性品格，彰顯出始終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中國治理特色和風範，這對於提升我國應對國際國內新挑戰的信心和能力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由於中國現在和未來較長時間內會處於快速轉型發展的“變動社會”階段，中國的社會治理必然面臨多種矛盾和張力的復合與疊加🏃🏻➡️，比如：與新技術🐋、新經濟相關的重大社會風險和縣域為主社會治理層級解決以及統籌重大社會問題有限資源之間的矛盾；面對突發事件的“應激性處理”和未來價值的“持續性追求”之間的矛盾；追求穩定發展環境的“求穩”和改革創新“求新”之間的張力；在基層治理層面，由政府主導的社會管理縱向整合機製和執政黨領導下的多元主體參與相互依賴的橫向社會協同機製之間如何有效銜接與轉換的張力。在現實中🧔🏽♂️，不論何種張力和矛盾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之間的復合疊加構成了社會治理進一步創新的復雜社會情境。這也意味著社會治理要具有應對和處理多線程👴🏿、復雜性問題的體製機製以及應急機製與長效機製之間的銜接能力。多種矛盾之間的復合疊加對新階段社會治理體製機製現代化提出了新要求，同時，復合疊加的矛盾也對新階段我國社會治理的法治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堅持把根本政治製度🐦🔥、基本政治製度同基本經濟製度以及各方面體製機製等具體製度有機結合起來，堅持把國家層面民主製度同基層民主製度有機結合起來，堅持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結合起來🤸，符合我國國情👨🏻🏭，集中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點和優勢🤲🏼，是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製度保障（習近平，2012）。這裏的民主並不是西方國家的代議製民主🧗🏼，而是基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多黨協商與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是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參與式全程民主💋。這裏的平等也不是簡單的機會平等，而是在確保機會平等的基礎上進一步追求社會全面發展的實質平等✢，是扶貧路上“一個也不能落下”的政治承諾🧗🏻，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中國在邁向現代化新征程的道路上，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唯有不斷完善社會治理共同體，提升社會整體的公共性精神並責任共擔地推進社會文明程度的提升，才能獲得更多積極而穩健的支撐力量🦎。
總之，新征程較之以往重要性的不同之處在於，“古今中西”的多元化、復雜性以及多種矛盾和張力正以更為錯綜、濃縮和升級化的形式反映到當下社會治理轉型的具體情境之中。這也意味著我國在新形勢下加強社會治理轉型的針對性和有效性的任務變得更為必要和急迫，而對這一任務的回應既要及時有力，也要將視野拓展到中國與世界互動變化的聯系中找準關鍵議題🧝🏻♀️，才能為助推社會高質量發展帶來更多的重要支持。
二、社會高質量發展與社會治理再轉型
每個國家在社會轉型的特定階段都會需要相應的社會治理，從深層次來看，社會治理的對象主要是社會秩序形成的機製和規則。社會轉型是指從一種穩固社會發展模式向另一種穩固社會發展模式的整體性轉變➰，而社會治理轉型往往是社會轉型的重要支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治理領域已經進行過兩次較大規模的轉型👎🏿：第一次轉型是在20世紀90年代👩👧👦，主要是社會福利領域的市場化改革與綜治思維的提出，其回應的是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變下如何提升公共資源分配效率的問題；第二次轉型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的“創新社會治理體製👨👧🧎♀️➡️、改進社會治理方式，其回應的是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轉變下如何推進利益協調方法♗，以在經濟快速轉型中保持社會穩定的問題（李友梅等🦹🏿🙏🏻，2018）。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社會高質量發展的目標，中國社會治理開啟了再轉型的新步伐，其回應的是從工業社會到後工業社會轉變下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價值追求的問題🧒🏿。以下，我們將主要分析涉及社會治理再轉型的內涵目標🧑🏿🍼、施政策略與實踐邏輯🧡。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把新發展理念貫穿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構建新發展格局，切實轉變發展方式😩，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對於社會領域而言，高質量發展要始終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激發全體人民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促進社會公平🦄，增進民生福祉，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由此可見，新征程的社會高質量發展不僅需要持續改善人民生活品質、不斷提高社會建設水平，而且要加快推進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使社會文明程度有新的提高、國家治理效能有新的提升🖐🏽👨👨👧👧，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無論是“質量”“公平”與“可持續”，還是“為人民”與“新提升”，今天社會治理再轉型的內涵與目標不再是一個工具合理性要求，而是成為一個價值合理性的要求。要在中國與世界的互動變化中實現社會主義本質的最終目標👩🏼🍼，即“共同富裕”是這個要求的核心。
然而，實現價值合理性目標比追求確定的數值目標更加困難👩🏻🦯。一方面，從人類整體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歷程看，全球民主政治危機正在與全球生態環境危機疊合在一起；單邊主義外交政策與大國博弈的出現將持續使中國面對一個更不友好的外部環境；科學技術的發展在使人們生活更加便利的同時，也將人們推入過勞與焦慮情境並與傳統社會分層邏輯結合在一起強化了社會分化🤱🏼。另一方面🏇🏼，中國社會治理體製機製自身的再調整同樣困難重重⛈。計劃經濟時期的單位製解體之後，國家與基層社會之間穩固的製度性聯系被切斷了👰🏽。無論是社會組織還是街道、社區與村鎮🚣🏽♀️，都缺乏像“單位”那樣豐富的治理資源👱🏼♂️，它們雖然能夠在協調某個爭議事件🏌🏼♂️、解決特定具體問題上發揮作用💦，但難以在全局上、製度上實現社會治理再轉型的新目標。
一般而言⛎，社會高質量發展意味著要解決好諸如社會樣態🤴🏿、組織機製和技術發展等多方面社會要素高質量轉型的實踐問題🪬，在理論層面則要研究高質量社會發展的製度設置、運行方式和評估理念相互匹配🙎🏼♀️🏊🏿♂️、網絡化邏輯與大數據規則、智能工作系統與生活方式、生態文明發展等重要議題🥢😾。這顯然不是僅靠某個社會組織👩🏻🔬、社區、街道、某個條線部門乃至綜治中心就能夠實現的。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治理再轉型如何找到其穩固依托🤽🏻♂️👨🏿🏫？
新征程社會治理轉型升級意味著黨的十九大以來提出的社會治理體製、社會治理體系、社會治理製度和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需要有更高的站位，有更高的思想境界，有追求革新的現代性氣質，有解決未來社會發展難題的勇氣和魄力，為推進政治秩序🕵🏼👨🦱、法律秩序、道德秩序的有機統一，為美好社會奠定堅實的基礎。在這個現代化思路的引領下♤，市域成為社會治理再轉型的新依托。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就開始謀劃“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並提出多項政策主張。目前，“加強和創新市域社會治理”以平安建設為實驗抓手🧕🏽，推進“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製的運作更加順暢、權責更加分明☸️、上下聯動更加方便，這預示著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現代技術將融入社會治理全過程🤒，並逐步形成高效預測、精確精細的社會治理模式。但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背後的社會理論意涵卻比上述政策闡釋要深刻得多。
以往中國社會治理轉型均建立在“國家—社會”二元分立的理論預設之上，因而致力於尋找一個如同“單位”的組織機構，比如社區，並嘗試建立起類似“職代會”那樣穩固、有力的製度，比如綜治製度，通過重建“國家—社會”之間製度性聯系而應對市場化或維穩的挑戰💖🧑🧑🧒🧒。市域社會治理放棄了這種理論思路👨🏼🌾，一定程度上借鑒了“國家中的社會”與“社會中的國家”的新思路，以社會治理共同體為單位來增強我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向心力和製度執行力。在這種新思路下🧚🏼♀️🚌，市域成為以市級行政單位為圓點的區域融合發展單位🕙，市域黨委通過“總攬全局，協調各方”成為區域社會治理的謀劃者🌸、組織者與推進者✊🏻。從新型城鎮化發展路線上看⛺️，市域一方面要為下屬區鎮負責🈺，另一方面要與其他市域在更高層面的區域發展戰略上進行統籌✋🏿，比如長三角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等。從政治空間的靈活性上看，市域不能簡單地等同於地理概念，而是指以市級黨委為核心的更高層次且更強有力的資源統籌單位。作為一個社會治理共同體，市域是一個在黨委領導下的👨👩👦👦，比區鎮🤖🧔🏻♀️、社區更加靈活😚、更有資源、更有能力的共同體♊️。
從縣域社會治理到市域社會治理，將在一定程度觸及基層行政體製改革很難在行政框架內得到根本解決的問題，因而需要在更高層次統籌資源、推動體製機製創新，這也必將助推社會治理順應時代變遷。市域社會治理這種模式對於更好地破除公共資源配置上的城鄉二元分割♍️，推動條線部門的上下聯動、跨區域統籌協調📉，繼而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具有重要作用。也正因如此🥤，在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市域社會治理不僅需要我們繼續推動政府行政體製改革，而且需要繼續完善區鎮、社區、村落等層面治理主體的責權分配🟰，推動不同層面的社會治理改革🧑🏿🔬⛓️💥，從中央、區域⤵️、省域🔭、市域、基層多個層級共同發力，促進政府行政體製改革以及社區治理與社會治理的有機銜接（陳一新🔋，2020）💩。
以市域為抓手的社會治理現代化，不僅體現了我國社會治理再轉型的戰略部署，而且體現出我國社會發展理論依據的重大轉變♢。這種宏觀思路上的改革不僅對中國社會治理理性化🙎♂️、法治化以及公共精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指向了更高層次的戰略規劃與精細籌劃能力🧍🏻♂️🙇🏼♀️。作為涉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項重大任務，新征程、新階段的社會治理創新轉型之路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審慎地進行系統施策和整體推進。
首先🍿，面向“理性化”的要求⚪️，進一步完善社會治理體製機製⏮。整體生活秩序的重新定向是理性化更為實質性的意涵。社會理性化要求人們深思熟慮地🧚🏽，有科學判斷、有步驟、有效益地以利益格局為著眼點來調適行動🏵，這有利於提升社會適應性與社會整合程度🍭。這一目標的實現，一方面要求要以可持續性為取向來安排社會行動🚵🏼♂️，另一方面則要求建立以特定價值理性為核心的生活秩序⏺。社會治理體製涵蓋了治理主體、各主體職能及組織關系的整體性構架🤏，而社會治理機製則是用以促進、協調、規範不同主體互動方式的邏輯😴。進一步推進社會治理的理性化水平，需要從兩方面共同發力。一是從推進社會治理體製現代化出發🗓，從優化多層級治理體系的分工模式出發，進一步明確從中央到省🧚🏿♀️、市🧞、縣、鄉各級黨委和政府的職能定位，充分發揮各層級的積極作用🫃🏽🪢，努力打造權責明晰🫗↘️、高效聯動🪅、上下貫通🧑🔧、運轉靈活的社會治理指揮體系。二是從推進社會治理機製現代化出發，更好地發揮黨委在社會治理工作中總攬全局、統籌協調、調動各部門積極性的核心作用👨🏿🌾；發揮政府各條線部門全面正確履行職責，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和利益協調體系；發揮群團組織聯系群眾的能力😻；發展政社分開👆🏻、權責明晰🚏🤦🏻♂️、依法自治的社會組織製度；拓寬新社會階層、社會工作者和誌願者參與社會治理的渠道與機製👩🏻⚖️。
其次🟥，面向“法治化”的要求，進一步構建完善的法律保障體系🏋️♀️。當前，第四次工業革命💉、數字技術的發展、平臺經濟的興起與經濟金融化共同帶來了工作、消費🧚🏿♂️、生活、社會關系等模式的諸多革新，並對已有社會秩序造成了強烈沖擊。互聯網深刻改變著人類的交往方式🤱、社會觀念、社會心理，人們的社會行為也發生了深刻變化。特別是網絡社會興起後，社會交流空間無限延展，人們具有了多種虛擬身份，打破了社會階層在思想意識方面的既定限製，民眾的社會態度形成了“跨階層分布”的態勢🙇🏻♂️。社會群體在不斷重組的同時👮🏻♀️，其價值取向也呈現多變狀態。面對諸如個人超前信貸、網絡平臺壟斷、網絡靈活雇傭的興起等新社會問題，我國的法律法規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滯後性🦷。盡管如此，面對層出不窮的新狀況、新問題，“我們要在堅持好🖌、完善好已經建立起來並經過實踐檢驗有效的根本製度、基本製度🫶🏿、重要製度的前提下，聚焦法律製度的空白點和沖突點，統籌謀劃和整體推進立改廢釋各項工作，加快建立健全國家治理急需、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備的法律製度”（習近平，2020c：7）。新征程開局之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正式實施，其涵蓋社會生活中的各個方面，全面▫️、準確、系統確認和保護了民事權利。這些不斷深入的戰略認知及舉措為社會治理現代化向高質量發展起到重要保障作用。同時，我們還需要加強司法公正，強化全民法治觀念，養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習慣。
最後👘，面向“公共精神”的要求，進一步加強政治引領Ⓜ️👨🦱、德治教化與智治支撐。作為現代公共精神的公共性是一種促使人們從私人領域走到公共空間就共同關註的問題開展討論和行動👳🏿♂️、有利於生產公共產品的現代精神。公共性具有如下基本特點：作為目的和價值取向的公共性指涉的是特定空間範圍內人們的共同利益和共享價值🧓🏻；從參與者的角度來看🙆🏽♂️，公共性指涉的是人們走出私人領域👩🏿🦰，就共同關註的問題開展討論和行動，在公開討論與共同行動中實現從個人向公眾的轉化；從參與程序的角度看🉐，公共性指涉社會參與程序的公開公平🪺，使人們能夠在平等對話中達成共識；從人的精神角度看，公共性指涉個體基於理性與法律規範參與公共生活⚉，維護公共利益和價值取向的精神🧴。公共性的構建可以使理性化不至於走入刻板科層化的“鐵籠”，使人們不至於在工具理性的追求下走向各逐其利的“公地悲劇”✌🏼。在這個意義上，公共性構成了社會治理現代化所需的公共精神之基🛩。在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下夯實這個根基，不僅需要以堅定的政治立場堅持人民的主體地位💁🏻♀️，讓人民群眾成為社會發展的最大受益者、最廣參與者和最終評判者，而且需要提升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和個人品德，引導群眾明是非、辨善惡💆♂️、守誠信💚、知榮辱👩🏽🦱，更需要通過不同層次的教育🏌🏻，培養人們的公民參與意識，增加人們的社會參與知識，改善人們的社會參與方法。同時，還需要進一步豐富社會主義民主的渠道🍎，進一步發展基層群眾自治製度，推進實現城鄉社區治理與基層公共事務、公益事業中的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與自我監督💂♀️。
中國社會治理轉型強調理性化😯、法治化👩🏿🏭、公共性等啟蒙精神☯️，這既不是西方現代化在中國社會土壤上的翻版實踐🥰，也不是對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的全盤否定和逆轉🏄🏼♂️，而是中國共產黨在倒逼改革與轉危為機的動力機製下對社會秩序與社會活力不斷再平衡的歷史過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追求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具體體現。中國社會治理轉型四十多年所走過的路徑，既不同於歐美國家市民社會與現代民主國家齊步並舉的演進式路徑，也不同於東歐和蘇聯以大規模社會運動與社會民主化為導向的急劇社會變革式路徑👉🏻，而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條件下形成的具有漸進式特點的路徑。中國的現代化、社會轉型與社會治理現代化♟，體現了中國共產黨與時俱進、自我革新的自覺和對“為人民服務”這一根本宗旨的踐行。
三👩❤️💋👩、回應時代大問題與社會學研究新自覺
馬克思主義知識觀要求我們不僅要將知識生產看作特定時期社會生產關系的意識形態產物🧝🏽♀️，而且要極為註重以前瞻性的知識革新來推進整體社會的革新🤘，以生產有機知識來推進公共生活的發展。現代社會的加速發展愈加超出我們原有的理解範圍，全球政治經濟變遷👩👧、公共健康危機🧒🏼、科學技術的革新等不斷為人類提出新議題⛹🏿♀️，同時也對知識界提出了更為艱巨的挑戰。當前，社會治理現代化隨著新征程的開啟進入新的階段，這使得中國社會學準確研判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問題並對時代的迫切挑戰做出及時回應變得尤為重要🕢。有鑒於此🚴♂️，我們更需要從紮根本土實踐🌾、拓展世界性視野、推動跨學科研究出發🦝✧，圍繞新征程中國社會治理再轉型進行中國社會學的知識生產🏬🧍🏻♀️。
早在20世紀中期🧑🏿🎤🚏，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一書中就對美國社會學泛濫一時的宏大理論、抽象經驗主義、實用取向、科層製氣質等四種問題進行了振聾發聵且鞭辟入裏的批判（米爾斯，2017）。然而這些傾向同樣深深地影響著中國社會學的發展：我們與其他國家的同行相似，在追求整齊劃一的科學視角中忽略了社會學者的社會義務🧘；在慌忙解釋令人應接不暇的社會新變化時染上了科層主義的特質。今天✸，要求學科發展的呼聲甚囂塵上，我們卻被一種智識上的不協調所困擾：學者在卷入時代之時👳🏿，竟無暇去審視時代；在應對問題之時，卻無力去思考問題🧑🏻🏫；在求變創新之時，卻又不想揚棄固有的成見。面對此種現實，我們需要回顧並超越中國社會學建立的初心。
無論對於發軔於工業革命時期的社會學科，還是產生於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危機之中、重建於改革開放重大轉折時期的中國社會學而言，紮根於本土實踐、回應時代關切始終是我們的立足之本🚬。20世紀30-40年代，在中國探索現代民主國家建設及鄉村社會再造之時👭，中國社會學不僅參與到特定的社會運動之中，甚至還成為生產社會知識的重要領域，在經歷了中國社會實踐的檢驗之後，重塑了中國的社會圖景與社會知識。費孝通正是在這場社會運動中🍌，依據其對現實生活中農民實踐經驗的觀察，在與西方社會學科知識對話中發起對話與挑戰，從而確立了新的知識主體，發掘出新的社會知識；他在理論探索中將具有道德意義的公共實踐放在其理論的核心位置👶🏿，強調了社會學知識的道德特性。正因其始終紮根於鄉土社會，深入普通農民的日常生活，才能從“差序格局”“社會圈子”“時勢權力”“禮俗社會”等中國社會的特性出發，回應全球化影響下的中國社會現代轉型與社會變遷等普遍議題。
費孝通“從實求知”的方法論具有三個特征：一是強調超越文野之別🐀。中國的社會學研究既不能是對西方理論不假思索的生搬硬套、缺乏辨析的無腦批判、淺嘗輒止的勉強回應🧑⚕️，也不能是不顧方向的低頭拉車、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式的悶頭探索🧖🏼♀️，而是要在深刻洞悉理論的基礎上𓀖🖕，超越既有理論與方法的窠臼限製，在對國民命運的深深關切中，從對本土實踐的深刻體悟中去開拓新的研究方向👳🏿。二是以主體立場研究中國問題👱🏽♀️。中國的社會學研究不能將其研究對象想象為沒有能力表述🚐、沒有知識進行判斷、沒有智力表達的客體和需要知識分子“挺身而出”對其進行啟蒙與引導的“他者”，而是需要將研究對象作為知識生產者➜，作為承載了重要社會構建作用的主體與行動者來認識他們的需要、目標、互動方式與行動策略🐤。三是以本土知識來回答時代性問題🌕。構造本土性知識並不等同於以文化獨特性為借口在具體而微觀的故事中故步自封，也不是在深入田野的幌子之下在舊有的知識體系中畫地為牢🚜🐪，而是要從中國不斷變化與發展的實踐之中洞察並回應對人們工作生活造成了重要影響的時代性議題💆♂️。
任何一個研究者都是有祖國的，紮根本土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文化傳統。列寧經由其革命實踐而提出了“先鋒隊”的理念♔；葛蘭西在墨索裏尼的監獄中🍜，經由對意大利社會主義革命的反思，提出了“有機知識分子”的理念；而費孝通也是紮根於本土實踐🐺，一方面以嚴謹紮實的社會學研究服務於中國社會的發展實踐👩🏽💻，另一方面以中國的本土實踐推動社會學研究範式的革新，從而真正參與到世界社會科學的知識生產之中。
近年來🪨，中國社會學的發展深陷於建構本土話語體系的漩渦🧔♂️，這個漩渦正將研究者們卷入南轅北轍的“表述競賽”中。正本清源地看，中國之於全球化時代的世界，何曾是無足輕重的“他者”？而全球政治經濟風雲之於中國👊🏿，又何曾顯現出一個清晰可辨的“西方”？自1840年始，中國與世界便不可逆轉地彼此勾連、相互嵌套。費孝通所提倡的文化自覺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思考中國應如何應對和選擇，同時對中國的文化傳統能為全球文明發展做出的貢獻加以反思。
在各學科發展已然在理性化軌道上向前邁進的現代社會💂，本土化當然不等同於無視學科範式、不顧普遍性知識生產的自說自話，而規範化亦不等同於不顧文化主體性🗿、多元性與反思性的“極端現代主義”（斯科特🫃🏼，2019）。在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背景下進行社會學知識生產，不僅要求我們在遵守學科規範的基礎上走出古今中外的各種限製🙋🏻♂️，去勇敢回應全球性的重要議題🦂，而且要求我們對本土社會進行“從實求知”的調研，掌握豐富、可信且有效的一手素材，為回應全球性議題提供智慧。
今天的中國不同於一百年前的中國💘🧜🏿。當國外學者已然提出“全球中國”的概念時，中國社會學者的文化自覺便已經不能僅是以中國本國問題為著眼點、以中國本國田野為立足點來探討全球化對本土社區的影響了。從方法論上看💳✍️，中國社會學研究的新自覺應是將研究視野拓展到全人類，在具體研究中立足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立場，去反思與回應現代文化所存在的根本性缺陷與難題👱🏽♀️𓀃。無論不同文明的現代性表象具有怎樣的差異與特性，我們都不能在強調文化價值的單一性或絕對性中窄化了自己的研究視角，束縛了社會學者的想象力🐧，繼而臣服於文化還原論的反智傾向😬。
推進新征程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研究既是化解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需要🤸🏻♂️，也是在今天繼續回應諸如現代性危機💂🏻♀️、公共性難題、不平等的再生產等前人業已提出的根本性議題的需要，中國社會學於此大有可為🧑🏻⚖️。人類仍然面臨著金融危機、核泄露等人為風險的威脅並不時處於森林大火🧍♂️、病毒傳播等災難之中🍦，需要時刻準備應對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即便人類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反思已經達到了空前的高度🧠，人們不斷從空間生產🕺、知識創造、金融工具、技術革新等角度探求加速積累的新邏輯；即便人類已經從南極冰川的融化到微小病毒的進化推斷出社會秩序的變革軌跡，但我們仍然在一些根本性的難題前踟躕不前。今天🦸🏿，隨著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長，中國的社會治理問題將與人類社會的普遍議題發生更多共鳴。
值得欣慰的是🧚🏼♀️，盡管我們與世界多數國家一起卷入到新技術革命帶來的社會變革中，但我們比其他“南方國家”更為成功地解決了貧困問題🦻🏼，比歐美國家更加迅速有效地遏製了新冠肺炎疫情的瘋狂蔓延。中國已然在豐富多元的社會實踐中圍繞化解各類矛盾積累了更多經驗。中國經驗對於人類知識發展舉足輕重，中國經驗也不應僅僅屬於中國。在與拉美及亞非學者的交流中，我們深知他們對中國如何擺脫依附🪵🔡、解除貧困以及如何推動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等方面的舉措有著極其濃厚的興趣🤶🏽；在與歐美學者的對話中👨🏿🔬，我們感受到他們渴望在技術革新與社會發展等方面與中國學者進行深入的交流。比較政治經濟體製的研究發現👨🦳，不同國家往往以相異的策略應對相似的問題，從而呈現出不同的社會結果💇🏿♀️。中國社會學的知識生產不是在強調本國的獨特性時忽視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遭遇👵🏼、共同難題與類似處境。恰恰相反，我們需要以自身的經驗來回應世界問題🕴🏼，在與共同體同仁的交流中探索人類發展的前路🏄🏽♂️。我們還要明白👨🏻🔬，這一成果的獲得首先取決於我們是否擁有能夠有效反映本國經驗的知識體系。
費孝通在其《鄉土中國》等著作中，為我們開辟出一種超越西方和非西方二元對立思維的“本土化”研究路徑👩🏼🚀。本土化社會學知識生產的旨趣是尋求本土化與國際化、特殊性與普遍性的相互統一，尋找科學視角與道德視角的彼此融合🛀🏿。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社會治理研究需要提出更具全球視野的議題並對此做出回應，而這些議題正是人民大眾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難題、國家政策試圖解決的問題，也是先哲們提出的根本性議題。
行動者呼喚生活世界的變化🚺，國家呼喚治理模式的推進，學界則呼喚認識論的革新🫣。如何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揚長避短，怎樣發揮“黨的領導”的製度優勢，我們又該如何推動高水平技術與高質量社會的相互生成？面對這些議題，社會學更需要發揮自身的專業優勢🙋🏼，在持續強化學科規範的基礎上，提升自身的學術研究能力。當下的中國社會學研究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拓展、深化跨學科間的交流，在與其他學者的共同探索總結中，不斷突破社會學學術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過去四十余年來👌，面對中國社會生活的巨大變遷👩🏽🍼，大批具有鮮活本土意識的經驗研究不斷湧現，如單位製、城市社區治理、鄉村建設、社會分層等研究，涉及科教文衛、社會保障等眾多領域的社會學觀察。有研究指出😬，中國社會發展是通過社會結構轉型和經濟體製轉軌的方式實現的；社會轉型的主體是社會結構，它是指一種總體的、全面的結構狀態過渡，而不僅僅是某些單項發展指標的實現👨🏻🦰👳🏽♂️；在全球化背景下🙆🏽♂️，經濟體製改革逐步延伸到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帶動了社會系統性特征的變化（李培林，2020）。中國社會學人不辱使命，在中層理論的建構方面取得了諸多原創性的學術成果。有學者發現🟫，差序格局、人情面子等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影響著社會資本的形態，與西方社會“弱關系”的功用不同🦟⏭，中國社會“強關系”在社會資源的分配中更為有效；中國鄉村城市化的主要動力來自鄉村地區本身的工業化☀️👬，“溫州模式”“晉江模式”“蘇南模式”等經驗表明，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城市化呈現的“自下而上”特征，補充和豐富了西方發達國家由中心大城市帶動鄉村城市化（自上而下）的城市化理論。中國的勞工研究提出城鄉二元勞動體製、“老工人”與“新工人”以及“拆分型”的勞動力再生產模式等分析概念。中國城市社會治理研究深耕基層🩹，關註組織製度變革，嘗試性地提出了和“國家與社會”對話的“製度與生活”分析框架。近年來，國家治理與基層扶貧、“三和大神”與新興社會群體🍆、中產教育與社會心態🧑🏻🦽、養老保障與安寧療護、數字時代的新就業形態等諸多新議題得到了社會學者的廣泛關註與研究。理論與經驗研究離不開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創新，全國性、綜合性、連續性的大型社會調查項目的不斷開展，為我們了解社會動態、進行學術研究提供了基礎數據。
然而時至今日，我們依然深感中國社會學可共享的學術問題意識還很薄弱，原創性的理論供給缺乏系統性🍹，且在較大程度上呈現碎片化特征🏎。在試圖深入解析和說明當今中國社會轉型實踐時🙋🏼♂️，知識的生產者總是不免要借用他國提出的概念工具。盡管我們已經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並提出了將“國家”“社會”“歷史”等“帶回分析中心”的研究範式🙆🏿♂️，但我們仍需進行嚴謹而理性的學術思辨，形成應有的學術對話能力，如此才能充分洞悉“古今中外”的理論與實踐，實現新突破。
中國社會學研究的“新自覺”不僅是學理性的方法論問題，而且還是如何破除本學科褊狹性，使學術學科體系獲得完善發展的實踐性問題。從主體上看，不僅學術研究者需要建立自己的“新自覺”，社會學學科學術體系的設計者👰🏿♀️、管理者和推動者更需要建立起“新自覺”意識🐅。目前我們的學科設計尚缺乏相對獨立性🍭，不同研究取向之間缺乏緊密的相關性，學術問題間的隔離現象比較嚴重👩🏼🍼；優質學術期刊相對不足，而學術成果的考評製度又不足以有效推動學者對相關問題的思考與知識的積澱🩵。因此，無論在宏觀上還是微觀上，體製機製的改革創新對於中國社會學的新發展和新作為都顯得極為重要和迫切。
中國社會學亟須增強跨學科合作意識，以提升開辟新領域的綜合能力。面對不確定的復雜世界，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首先是如何打通各門社會科學之間的壁壘，以便使各門社會學科對自身的褊狹性有所認識🏃🏻♀️➡️🐣，在遇到合理意見時可以做出比較充分的回應，進而形成研究的合力☯️。我們要認識到，對歷史🪺、經濟等方面問題的研究以及對社會學方法的運用都不是某一學科的專利和特權，學科間的合作理應成為所有社會科學家共同的義務。而今📮，多學科融合發展不斷成為新的學術思想萌發的重要推動力，這要求社會科學家必須首先擁有一個嚴謹而開放的心態。
四⚇、余論
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習近平同誌引用列寧的話來評述馬克思的科學研究🦒。習近平同誌深刻指出：“馬克思的科學研究，就像列寧所說的那樣，凡是人類社會所創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討，任何一點也沒有忽略過去。凡是人類思想所建樹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運動中檢驗過，重新加以探討🌚，加以批判，從而得出了那些被資產階級狹隘性所限製或被資產階級偏見束縛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結論。馬克思的思想理論源於那個時代又超越了那個時代，既是那個時代精神的精華又是整個人類精神的精華”（習近平👌🏿，2018b：7）。馬克思主義從誕生之初就具有開放性、發展性、科學性與實踐性，這對於我們今天如何發展中國社會學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中國社會學必將在對社會實踐的時代關切中🤌，在對社會治理再轉型的研究中不斷生發並開啟自己的新征程💂🏿♂️🧑🏻🦳。
作者單位🙆🏼♀️：意昂3
責任編輯：張誌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