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晚6點🌡，舊金山大學人文意昂3教授Mary Scott應馬丹丹老師之邀，做客“上海城市研究”課堂，帶來了一場別開生面的講座“鄭振鐸與上海文化”。Mary Scott講述了她和鄭振鐸研究結緣的偶然經歷：在大學圖書館閱讀到鄭先生編輯的裝幀精美的插圖版的中國文學史，到查找中國文學理論索引註意到鄭振鐸尤其是他的“語言歐化”的言論或主張，使她從明清中國文學進入現代文學領域🦹🏿，開始了陸陸續續長達十三年的鄭振鐸研究。去年她有機會來到上海訪學，居住上海期間，繼續完善鄭振鐸人物專著🏜🥙，並拜訪了鄭先生的家人。此次課堂講座，Mary很高興和選修上海城市研究的各個專業的同學們探討鄭振鐸與上海文化的深厚聯系🔵，了解到大多數同學是工科專業背景，Mary幽默地說：“也許你們會受到影響轉到文學系來的。”

Mary從鄭振鐸一生的經歷中間的故事講起📞，她念了唐韜描寫的鄭振鐸在“一二八”戰爭時期商務印書館造毀前夕的憂心忡忡一幕，拉開了鄭振鐸四個歷史時期的文化活動與學術創作：1919-1927五四時代👨‍🦳，1927-1937（國民黨南京政府）左聯時代，1937-1941上海孤島時代，1949-1958解放以後，由於事業的奠基🤾🏻‍♀️、社會活動的舞臺，生活的重心均在上海展開🧑🏻‍🔧，鄭振鐸有一種“上海情結”🧖🏽‍♀️，以致解放後在北京工作生活的鄭振鐸還思念對他而言熟悉的上海生活氛圍。是什麽引起了她對鄭振鐸的研究興趣🤦🏼‍♂️🧑🏼‍🍳，或許是他的矛盾性人格的集中以及廣博的開放的人文知識體系，在1957年反右鬥爭的政治化氣氛中，鄭振鐸的處境就顯得模棱兩可而無所適從：他被批判為親胡適🤜🏼，事實上他常常批評胡適親國民黨政府的立場，他被批為右派🤫，事實上他又與瞿秋白關系甚篤，與大部分左聯成員關系密切，他被批為大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事實上他一生致力於挖掘俗文學史，對勞動人民有著深切的同情，搜集被精英不齒的“不入流”的唱本🏍👰🏼‍♀️、寶卷🤞🏻、戲曲和小說。正是鄭振鐸廣闊的社交網絡，Mary稱之為“很會交朋友”🧑🏿‍🎓🔅，廣泛的文化活動和自覺的收藏實踐，使得鄭振鐸無法用左或右意識形態貼標簽，也無法用文學理論家來束縛其學術視野‼️，再現鄭振鐸在1957年反右運動的困境🎒，Mary引導在座師生思考鄭振鐸與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關系，以及文化超越的可能👩🏿‍🏭🦩。

然而鄭振鐸的矛盾還不僅止於政治，他自身的二重性也構成了人格魅力的奇葩🤷🏻‍♂️🔒：一方面宣揚“語言歐化”🐢，“語言歐化”是一個難以界定的概念🕴🔔，有其激進性所在◀️，鄭振鐸致力於翻譯和交流的事業，如把世界的文學翻譯到中國來🚉，把中國的文學介紹到世界🚁🙍🏼‍♂️；另一方面又有強烈的民族氣節和愛國主義情感🙏🏼，對民族文學🚁、民族形式有著“抵抗性”的堅持，《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等不可替代價值的文學理論專著寫於“一二八”和抗日戰爭的悲憤心情頓時可察🦾。致力於世界文學史填補中國文學史的空白的努力與“語言歐化”又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同時也可以看作與鄭振鐸同時代的學者的知識結構的共通性所在🙋‍♀️：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鑄就了一代學者的不可或缺的學術精神，而鄭先生流露的世界主義意識卻更像上海這座奇異的城市：世界主義在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雙重交流與碰撞的過程中蹣跚成長🥑。鄭振鐸早期致力於翻譯，後期又轉入考古，特別是敦煌莫高窟的濃厚興趣，以及新中國成立以來頻繁的外交、交流活動，鄭振鐸始終保持了他所稱之為逾越語言障礙、跨文化交流與文化保存的工作。正因為此背景，鄭振鐸自身就是文化超越的寫照。

“八一三”抗戰爆發🙍🏻‍♀️，在流亡和苟且的氣氛中🧕🏿，鄭振鐸等人還在商議和重慶文化當局要錢征購四處散落的古籍😾。Mary平淡的敘述引起了在座師生心靈的震動🙋🏻‍♀️。難能可貴的是，Mary Scott在細微處流露著文化人類學的關懷：她說對美國人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從太平洋戰爭真正開始，對於中國人而言卻是從“一二八”就開始的漫長的痛苦的抗日戰爭歷程🧁。這次作者對鄭振鐸的講述恰如其抽絲剝繭的研究，平淡細膩的風格散發著韌性和謙卑🏃‍♂️，在完成對象化的生命的同時也完成了自我。講座後⏏️🚔，馬丹丹老師還就“變文”與Mary進行了討論，希望她有機會再來上大做一次有關變文的講座。（供稿🙅🏻‍♀️🪆：周妍）